儒林外史中匡超人中的人物形象分析，并且在文中找出句子证明
匡超人人物性格的形成、他的变质,一方面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其自身的因素.对功名富贵的追求是匡超人变质的首要内因.当尽孝与科举功名道路发生冲突时,匡超人选择的是后者利己原则,这是理解匡超人这个人物变质的关键,也是这个典型人物的总特征.过人的精力、智力和外乖内韧的性格是匡超人变质的又一重要内因.未发迹的他已初露势利之心.匡超人自身的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才形成匡超人这个典型人物.他的变质堕落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更具有社会性和时代性. ．“科举制度”对文化教育的危害。
文化是人的需求，也可以说掌握文化是人生的目的之一。
围绕文化而形成的种种行业，如教育、出版、影视、科研、体育、文艺等等，这些并不是社会的副业，而是和生产物质的工农业一样是社会必不可少的。
而“科举制度”将文化与权力“联姻”，表面上看是对文化的重视，而实质上使文化成了依附“权力”的“奴婢”，使文化教育事业失去了自我繁衍的能力。
久而久之，这些行业被认为是生产业的附属，好象成了社会的寄生物，同时文化人获得的物质利益也被看成是“恩赐”。
如所谓的“毛”、“皮”论。
中国近几百年来落后于先进国家，主要是文化教育落后的结果，而这原因完全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出现。
“科举”对文化的危害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知识分子心灵的腐蚀，“读书做官”，用名利去诱惑读书人，将追逐权力和依附于权力作为知识分子最终归宿。
知识分子不热爱自己的专业，不热爱文化，不热衷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忘记了自己对社会应负的责任，而最终是降低了全民族的素质。
今天，无论是中国科学院，还是大学的学术研究部门，都受到职称制度的困扰。
这大概也是近几十年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一个原因。
职称评定结果是由行政管理者最终作出决定，而他们在学术上未必是优秀者，甚至可能是外行评价内行。
而且学术的门类多之又多，用统一的标准去评判是不可能的。
同时当今任何科研都是大家共同协作而完成的，而“职称评定”使广大知识分子陷于“级别”的争夺上，破坏了和谐的人际关系，也挫伤了个人的积极性。
教育的目的简单讲主要有两个，一是提高民众和青少年道德水准，使社会平稳的发展；二是使青少年掌握谋生的重要工具。
但“科举”将教育结果用来作为划分“级别”的工具，和“权力”紧密联姻，严重扭曲了教育的原本目的。
对《儒林外史》中匡超人的评价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是《儒林外史》中一个角色鲜明，性格极其丰富的文学形象。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吴敬梓用他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个人生活体验与鲜明的爱憎情感，写出了这部现实主义的杰出著作。
小说围绕着功名富贵这根主轴，穷尽儒林世相，体现世态人心，反映了在科举制艺制度下文人士子个体良知的泯灭。
匡超人就是其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匡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少年，自小上过几年学，因家贫无力读不成了，跟一个买柴的客人到省城帮忙记帐。
不料客人折本倒闭，匡超人不得不靠给人拆字混日子，这时他才二十二岁。
匡超人本是一个事亲孝顺，勤劳好学的农村青年，吴敬梓在小说中细致的描写了他一步一步走向人格沦丧，灵魂堕落的过程。
匡超人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少年时期，转折时期，变质时期三个阶段。
匡超人少年时期手脚勤快，心地善良，事亲孝顺。
他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回到家中见到娘亲就“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
”父亲卧病在床，他回到家就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等烂熟，和饭拿到父亲面前。
晚上拿个被单，睡在父亲脚跟头。
他白天里杀猪，卖豆腐，晚上便服侍父亲。
他父亲夜里睡不着，要吐痰，吃茶水，一直到四更鼓，匡超人就读书陪到四更鼓，每夜只睡一个更头。
哥哥买了个鸡子来给他接风，叫他不要告诉父亲。
他那里肯依，把鸡肉先盛了一碗送给父母，然后才肯吃。
对父母真是体贴入微。
晚上村里失火，累及自家，他首先背出父亲，然后扶出母亲。
在他看来，这是头等重要的，其他行李家什都不在话下。
可见孝顺父母是他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时的匡超人是极为淳朴可爱的。
因为匡超人事亲孝顺，而且勤学上进，一日被路过的知县李本瑛发现，感其嘉行，提携他中了秀才，岂料李知县被人诬告，可能累及匡超人。
于是他来到杭州躲避风头。
匡超人到了杭州，要投奔的潘三外出未归，便与一班假名士交往，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的转折时期。
这些斗方名士或因科举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
于是这些人就想找一条“终南捷径”：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充当名士。
这些人表面上潇洒风流，但骨子里忘不了功名富贵。
他们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意图侥幸能够名利双收。
正如景兰江所言，“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而匡超人初到杭州后，就卷进了这帮“名士”之中，“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
受到他们的影响与熏陶，年少时那朴实敦厚的人品开始受到污染，思想开始蜕变。
于是匡超人主动地加入到这群名士中，参加了“西湖诗会”，也想从中获取些好处。
可见此时的匡超人已是被名士群所同化。
虽然马二先生教他懂得了读书人应以文章举业为主，但这条路终究是难走的，况且此时的恩师李本瑛已被人诬告摘了印，无人提携，于是匡超人转身投入到西湖斗方名士们所吹捧的“终南捷径”之中了。
匡超人思想的第三个时期即质变时期是在认识了潘三以后。
潘三是一个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带人口，买嘱枪手的市井恶棍。
他劝匡超人不要与那帮名士来往，只有像他那样才能做一些有想头的事情，才能发迹。
他看中匡超人知书识字，能写会算，而且聪明伶俐，他要利用匡超人为自己服务。
如勾结差人黄球，拐卖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给姓胡的财主，伪造的朱签就是匡超人所拟，而潘三也很豪爽的给了他二十两银子。
匡超人从中尝到甜头，为非作歹的胆子也就越发大了起来。
接下来在潘三的安排下，他又顶替金跃上考场，并中了秀才，又赚了二百两银子。
潘三确实没有亏待匡超人，不但帮他在城里买了房子，还给他取了亲。
从私人的关系来看，潘三是有恩于匡超人的。
但是，在潘三被捕后，匡超人展示出他在这个污浊社会的“学习成果”——暴露出他那寡情薄义、虚伪、撒谎的嘴脸：逼妻子回大柳庄乡下，导致其妻郁闷忧虑而死；潘三入狱后的翻脸无情；考取教习后的自命不凡，吹自己为读书人所供奉的“先儒”而贻笑大方。
这个昔日的纯朴少年已经变成一个毫无廉耻的吹牛家，虚伪透顶，狡诈至极。
在小说所展示的匡超人的历程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他从纯朴善良到人格沦丧,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堕落的全过程，揭露了恶浊势利的社会、牢笼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恶本质。
二、吴敬梓塑造这一形象的文学意义： 吴敬梓详细描写了匡超人蜕变的过程，目的是揭示其蜕变的社会原因，他笔锋所指是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制度，它将封建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发展到了极致。
这种认识，使作者对匡超人的描写并不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人物的本质。
这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揭露和批判。
《儒林外史》以此为直接的抨击目标，充分揭露了它对知识分子的腐蚀和摧残。
《儒林外史》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就借王冕之口指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
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尽管科举制度弊端百出，但是读书人舍此并无第二条进身之路。
在匡超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中，读圣贤书却品格卑劣者举不胜举：严贡生、张静斋、王惠等等。
匡超人处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也就无法实现学问与道德的自我完善。
他只能在追求功名富贵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并为此而不择手段，从而迷失了自我。
因此，吴敬梓把罪恶和堕落的责任主要归结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其次，势利的社会风气。
“《儒林外史》从讥讽势利起始，到谴责势利为结，对势利的描写可以说是贯穿于全书，具有长久的历时性”。
匡超人只认提拔他的李本瑛为老师，而不承认学里的老师；可一旦传说他所拜的老师李本瑛被参而可能连累他时，又认为真是“晦气”；但在李本瑛升任为给事中派人来寻他时，他又表示将不日即来赴教。
可见“老师”和“门生”这层关系是以对自己是否有益来确定的。
从小说的实际描写来看虽然势利之风遍及各个阶层，历久而不衰，但仔细读来，作者所描写和谴责的势利现象又多出现于士林和官场。
在吴敬梓笔下，无论是秀才如匡超人、进士如王惠。
整个社会都被势利之风所浸染。
如此描写与作者的实际生活是密切相关的。
吴敬梓出生并生活于他的家族由盛而衰之际，他由此而饱尝人间的冷暖、世态的炎凉，产生了对势利社会的无穷愤慨。
匡超人变质的过程让我们看到其蜕变的根源。
吴敬梓对他予以讽刺，目的是对造成这样畸形发展的知识分子的社会给以揭露。
吴敬梓虽然没有提出解决办法，但他能够在清朝的盛世的现实环境中正视封建社会的危机，这正是他的思想跳出流俗的表现，也正是《儒林外史》能够成为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的原因。
匡超人是吴敬梓用最深沉的感情写出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
吴敬梓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采用了多种艺术方法，细致地勾画出一个比较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精神生命的毁灭，一出真正人格沦丧的悲剧。
其一、匡超人是书中的一个否定性人物，吴敬梓在确定其主导倾向以后，还写出了他暇瑜混合的一面，寄托了自己的爱和憎。
对堕落以前的匡超人，作者就用饱含赞颂和感叹的笔触，细细地描写了他的事亲孝顺的行为：漂泊在外时对父亲的牵挂；在兄长面前的谦卑；细心照料卧病在床的老父。
而在匡超人步步走向堕落时吴敬梓却毫不留情的给予讽刺：中了秀才后的势利；狠心逼妻回乡；潘三被捕后的翻脸无情；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的吹牛撒谎等等。
在作者客观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一个真实可感的匡超人，他先前的淳朴让人赞叹，而他的变质既让人惋惜又让人憎恶。
其二、冷静的讽刺描写。
这是指作者在叙事描写中，不作主观的情绪流露，语言含蓄，对人对事都是白描的手法。
讽刺场面越热烈，作者的笔触就越冷静犀利，这种冷静的文字是作者深沉哀痛，力透纸背之作。
比如在第二十回，匡超人对着景兰江和蒋书办攻讦曾经给他许多帮助的潘三说：“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
”对这番话，作者只是悠悠道来，并无着意用力之处，但是这种语气越是冷静，在读者心目中的反差情绪就越强烈。
潘三固然作了许多坏事，现身陷缧绁是罪有应得，但匡超人却不应弃之不理。
想当初潘三待匡超人也不薄，被捕后也未将匡超人供出来，此时匡超人不念半点旧日情分，其心如蛇虫螫毒。
可见这种冷静的笔法能起到最大限度的艺术效果，能激起读者强烈的情绪。
其三、在谎言世界里揭露人物的丑恶嘴脸。
他本已娶妻郑氏，却在李“恩师”问及可曾婚娶时，“暗想，老师是位大人，在他面前说出丈人是抚院的差，恐惹他看轻了笑，只得答道：‘还不曾’。
”只这三个字的谎言使他又得娶李“恩师”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外甥女，又得了极其可观的数百金的装奁，享了好几个月的天福。
在匡超人进京途中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大肆地吹牛撒谎：“我的文名也够了……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者‘先儒匡子之神位’。
” 这被牛布衣一语点破：“所谓‘先儒’者，乃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
”在这样的描述中自然而然地揭开匡超人那麒麟皮下的马脚。
这使匡超人这一形象更有概括性。
其四、对比的方法。
在塑造匡超人这一形象时，吴敬梓多次运用了对比的方法,比如说匡超人在遇见马二先生时的毕恭毕敬与他在牛布衣和冯琢庵面前说马二先生的选本是“理法有余，才气不足”的对比，揭开了他吹牛撒谎的嘴脸；匡超人对潘三前后态度的变化，讽刺了他的虚伪无情。
值得注意的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这一鸿篇巨制中塑造了很多命运相似的人物形象，诸如前面开篇的周进和范进，两人都有同样落魄的前半生，而后半生却青云直上，进而成为曾毒害自己的科举制度的忠实卫道士。
而对应于匡超人，文木老人又塑造了一个叫做牛浦郎的人物形象，两人都有相同的经历，诸如停妻再娶等等。
不同的是牛浦郎出生市井，而匡超人出生于农村而已。
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在阅读中加以比较。
这里就不加赘叙。
吴敬梓是中国讽刺小说的艺术大师，他在小说中以批判科举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写尽了儒林乃至整个封建社会的丑态。
匡超人正是其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人物，吴敬梓的嫉世之深，可以从匡超人这一人物形象中窥得一斑。
儒林外史读后感2000字
《儒林外史》读后感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主要描写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及官绅的活动和精神面貌。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
“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
但读书对这些人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荷花的名笔。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
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儒林外史中 匡超人简介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匡超人，原名匡号超人，是《外中一个角色鲜明格极其丰富的文学形象。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杰出的讽刺作品，吴敬梓用他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个人生活体验与鲜明的爱憎情感，写出了这部现实主义的杰出著作。
小说围绕着功名富贵这根主轴，穷尽儒林世相，体现世态人心，反映了在科举制艺制度下文人士子个体良知的泯灭。
匡超人就是其中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匡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人，他原本是一个农村少年，自小上过几年学，因家贫无力读不成了，跟一个买柴的客人到省城帮忙记帐。
不料客人折本倒闭，匡超人不得不靠给人拆字混日子，这时他才二十二岁。
匡超人本是一个事亲孝顺，勤劳好学的农村青年，吴敬梓在小说中细致的描写了他一步一步走向人格沦丧，灵魂堕落的过程。
匡超人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少年时期，转折时期，变质时期三个阶段。
匡超人少年时期手脚勤快，心地善良，事亲孝顺。
他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回到家中见到娘亲就“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头。
”父亲卧病在床，他回到家就买了一只猪蹄来家煨着，等烂熟，和饭拿到父亲面前。
晚上拿个被单，睡在父亲脚跟头。
他白天里杀猪，卖豆腐，晚上便服侍父亲。
他父亲夜里睡不着，要吐痰，吃茶水，一直到四更鼓，匡超人就读书陪到四更鼓，每夜只睡一个更头。
哥哥买了个鸡子来给他接风，叫他不要告诉父亲。
他那里肯依，把鸡肉先盛了一碗送给父母，然后才肯吃。
对父母真是体贴入微。
晚上村里失火，累及自家，他首先背出父亲，然后扶出母亲。
在他看来，这是头等重要的，其他行李家什都不在话下。
可见孝顺父母是他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时的匡超人是极为淳朴可爱的。
因为匡超人事亲孝顺，而且勤学上进，一日被路过的知县李本瑛发现，感其嘉行，提携他中了秀才，岂料李知县被人诬告，可能累及匡超人。
于是他来到杭州躲避风头。
匡超人到了杭州，要投奔的潘三外出未归，便与一班假名士交往，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的转折时期。
这些斗方名士或因科举败北或因自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取得功名进入仕途。
于是这些人就想找一条“终南捷径”：刻诗集，结诗社，写斗方，诗酒风流，充当名士。
这些人表面上潇洒风流，但骨子里忘不了功名富贵。
他们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清高，意图侥幸能够名利双收。
正如景兰江所言，“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赵雪斋先生
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而匡超人初到杭州后，就卷进了这帮“名士”之中，“才知道天下还有这一种道理”。
受到他们的影响与熏陶，年少时那朴实敦厚的人品开始受到污染，思想开始蜕变。
于是匡超人主动地加入到这群名士中，参加了“西湖诗会”，也想从中获取些好处。
可见此时的匡超人已是被名士群所同化。
虽然马二先生教他懂得了读书人应以文章举业为主，但这条路终究是难走的，况且此时的恩师李本瑛已被人诬告摘了印，无人提携，于是匡超人转身投入到西湖斗方名士们所吹捧的“终南捷径”之中了。
匡超人思想的第三个时期即质变时期是在认识了潘三以后。
潘三是一个把持官府，包揽词讼，拐带人口，买嘱枪手的市井恶棍。
他劝匡超人不要与那帮名士来往，只有像他那样才能做一些有想头的事情，才能发迹。
他看中匡超人知书识字，能写会算，而且聪明伶俐，他要利用匡超人为自己服务。
如勾结差人黄球，拐卖乐清县大户人家逃出来的一个使女给姓胡的财主，伪造的朱签就是匡超人所拟，而潘三也很豪爽的给了他二十两银子。
匡超人从中尝到甜头，为非作歹的胆子也就越发大了起来。
接下来在潘三的安排下，他又顶替金跃上考场，并中了秀才，又赚了二百两银子。
潘三确实没有亏待匡超人，不但帮他在城里买了房子，还给他取了亲。
从私人的关系来看，潘三是有恩于匡超人的。
但是，在潘三被捕后，匡超人展示出他在这个污浊社会的“学习成果”——暴露出他那寡情薄义、虚伪、撒谎的嘴脸：逼妻子回大柳庄乡下，导致其妻郁闷忧虑而死；潘三入狱后的翻脸无情；考取教习后的自命不凡，吹自己为读书人所供奉的“先儒”而贻笑大方。
这个昔日的纯朴少年已经变成一个毫无廉耻的吹牛家，虚伪透顶，狡诈至极。
在小说所展示的匡超人的历程中，我们清楚的看到他从纯朴善良到人格沦丧,一步一步地走向堕落。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农家子弟堕落的全过程，揭露了恶浊势利的社会、牢笼士子的八股取士的罪恶本质
儒林外史读后感200字
“功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
浊酒三杯沉醉去，水谢知何处。
”这是《外史》开头的几句。
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
“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
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
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
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
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
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
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
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
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
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
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
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
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
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
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
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
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
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
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
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
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
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
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
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