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公认的十大国学大师是谁
NO.1 王国维上榜：词学泰斗，戏曲学先锋，近代学的带头人，在多方面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多种著述成为学界必读经典，在海内外享有盛誉。
代表作：《人间词话》、《人间词》、《宋元戏曲史》、《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多收入《王国维遗书》。
集外旅日所作笔札，收入《王国维学术随笔》一书。
弟子：顾颉刚，赵万里，姜亮夫等NO.2 梁启超上榜理由：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长期活跃政坛，是对近代政治有深远影响的风云人物。
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宗教等领域都广有建树。
代表作：《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佛学研究十八篇》，多收入《饮冰室全集》。
弟子：徐自摩，蔡锷，胡适，谢国桢等NO.3 章太炎上榜理由：近现代朴学大师，小学大师，经学大师，史学大师，晚年潜心研究佛学，旅日期间曾苦学梵文，更以佛学解注老庄，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
其在小学一面，长于训诂，独步古今，后之学人唯有黄侃一人堪与匹敌。
经学方面，幼毕四书五经，出口能诵;诸子百家，信手拈来。
尤其对唐以前古籍颇为精通，可谓了如指掌，为学界所畏服。
代表作：《新方言》、《春秋左传读》、《訄书》、《检论》、《国故论衡》、《齐物论释》、《菿汉微言》、《国学讲演录》》等。
弟子：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黄侃，鲁迅，朱季海等。
NO.4 陈寅恪上榜理由：近代史学大师，尤精于唐史的研究，为史学界公认的泰斗，其父为近代著名学人陈三立，人称陈散原的便是，有《散原精舍诗》传世。
陈寅恪通晓多种语言，除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以外，尤精于梵文、藏语、突厥语、西夏语、契丹语，同时他还精晓小亚细亚等多种业已消失的小语种。
据曹聚仁统计(《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其所晓语言约有18种之多，堪为语言界奇迹，为世人叹服。
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等。
弟子：蒋天枢，刘节，季羡林等NO.5 黄侃上榜理由：其在经学、文学、哲学等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尤其在传统“小学”的音韵、文字、训诂方面更有卓越成就，人称他与章太炎、刘师培并为“国学大师”，称他与章太炎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
更令世人惊叹的是其在生前并未出版过任何著作，其曾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
这句话在半个世纪后还在武大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其治学严谨的证明。
在其生前，章太炎先生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其终不为所动。
其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为公认的国学大师。
代表作：《文心雕龙札记》，《反切解释》，《日知录校记》，《集韵声类表》，《黄侃论学杂著》， 《说文笺识四种》， 《字正初编》，《黄季刚先生遗书》， 《文选黄氏学》(注：为后人整理编订)弟子：徐复，潘重规，潘锦等NO.6 刘师培上榜理由：其为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有令人瞩目的表演，从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到清廷幕僚、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又在学术舞台上连创佳绩，甚至与章太炎齐名，并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
其为横跨政、学两界的声名显赫的人物，其在学术上所做影响最为深远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关“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与《中国古文学史讲义》的出版上，他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后世的“典范”。
主要著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帝纪年论》，《汉宋学术异同论》等。
弟子：黄侃，陈中凡，郝立权等NO.7 王力上榜理由：其一直从事语言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发展中国语言科学、培养语言学专门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其在1936年发表了《中国文法学初探》一文，对中国语法学界自《马氏文通》以来因袭英语语法研究的状况提出批评，同时对汉语语法的特点和研究方法做了初步探讨。
1937年发表的《中国文法中的系词》，指出系词在古代汉语里不是必要的，汉语的句子也不一定都要有动词,这揭示了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一个突出特点。
他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中国语法理论》(1944)以及《中国语法纲要》(1946)等著作，以《红楼梦》为主要研究对象，建立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体系。
另外，其在音韵学方面也成就颇高，他的《汉语诗律学》对中国古代诗词的格律和语言特点作了精到的研究，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突出的贡献。
主要著作：《古代汉语》，《诗词格律》，《语法和语法教学》，《广州话浅说》，《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诗词格律概要》，《楚辞韵读》，《诗经韵读》，《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汉语诗律学》，《汉语音韵》，《龙虫并雕斋诗集》，《汉语诗律学》，《诗词格律十讲》，《中国音韵学》，《王力诗论》，《中国语文讲话》，《中国现代语法》，《中国语法理论》等。
NO.8 季羡林上榜理由：其为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堪为世界上少数几位能精通佛教梵文的大师，吐火罗文，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等领域。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卓有建树的成绩。
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主要著作：《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教育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NO.9 徐复上榜理由：其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师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
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
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
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传世藏书》主编等。
他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阏氏读音考》(《东方杂志》、《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等。
在训诂学方面，他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韩昌黎诗拾诂》等。
代表作品：《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广雅诂林》，《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等。
NO.10 钱钟书上榜理由：自幼天资过人，一目十行，过目不忘。
其在清华读书期间，横扫清华图书馆;留英期间又在牛津大学图书馆泡了几年。
后又随妻子杨绛留法一年，饱览巴黎大学图书馆藏书，读书之多，古今中外罕有能比。
为学渊博精深，冶古今于一炉，融中外为一家。
精通英、法、德、意、拉、西班牙语，中英文造诣之高，无出其右。
著《管锥编》四册，一百三十余万言，以典雅的文言写成，并对《毛诗正义》、《老子王弼注》、《史记会注考证》、《太平广记》等十部典籍，作了详细的考释、批注与阐发，引用了古今中外4000位作家的13000多部著作，涉及经史子集，修辞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
读书笔记多达90000余页，多种语种，数千万字。
代表作：《围城》、《人兽鬼》、《钱钟书散文》、《宋诗选注》、《谈艺录》、《管锥编》、《宋诗记事补遗》、《容安馆笔札》等。
弟子：栾贵明等国学大师评判标准大师所谓大师者，系指人们对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者的尊称。
凡称得上大师者，其学问理应在同行、同专业中当属于出类拔萃者。
另外，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还不能光看学问，光看作品，还要看道德即人品、文品，看文品与人品是否统一，即是否属于融人品与文品于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正如汤一介教授所说:学问不错，人格又高尚，才可称为大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因此，大师理应是学问和品德方面之典范。
假如学富五车，学问做得很大，文章写得呱呱叫，但人品却很差，尤其是文品与人品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在讲堂上、著作中说的、写的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可杀而不可辱，可一到外敌入侵，就卖国投敌，充当汉奸，富贵淫其心，贫贱移其志，威武屈其节;或面对强权则一味卑躬屈膝，附炎趋势，学风随着政治风标转，充当不管什么时候都吃香的吹鼓手;或满口仁义道德，而行动上则男盗女娼;或口里老是叨念淡泊名利，而实则争名于朝、夺利于市，沽名钓誉、治学不严、投机取巧、差错百出，却又师心自用，听不得批评意见，甚至拒绝一切批评等等。
那么，像这样缺乏中华学人之良心、良知的缺德学人，也是断断不配当大师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大师之所以堪称大师者，不仅仅在于其学问之渊博和建树之卓著，更在于其虚怀若谷的胸襟，虚一恬静的心怀，尤其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
有道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真正的大师，从来对此称谓默然视之，更不师心自用。
张岱年先生2003初在回答《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坦诚地说: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实际上我只是研究国学的一部分，主要是哲学思想，而文学、史学我研究得并不多，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就昭示出这样的大师风范。
还有著名的书斋型学者蒋孔阳先生，也是当今融高尚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之典范。
他为人一向淡泊恬静，宽容大度，但在学问上却一直不懈追求，却又恪守为学不争一家胜，著述但求百家鸣的治学态度。
他说:知识分子应以专业为社会服务。
学者应当以学术为社会服务，不是用讲话，也不是用赚钱，而是用思想用知识和学问。
当有人问他:你拼死拼活地干，又能有什么好处?时，他淡然回答:做学问，本来是出于爱好，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出于想对社会有一点贡献，而不在于自己有什么好处。
如果要讲好处，自然用不着走学问这一条道路了。
他一生在美学研究等方面，成就斐然，却虚怀若谷，坦言:人生在发展，事物在变化，学问也应当不断地发展和变化。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顶点'，灵珠在握，天下都得听我的了。
浮士德与魔鬼订约，要永远不满足，一旦满足了，他的灵魂就得归魔鬼所有。
我想，我们做学问，也应当有永不满足的精神。
一旦我们了不起了，满足了，我们的灵魂也将为魔鬼所攫去。
(玉圣:《蒋孔阳:没在创造中》，《中华读书报》1998年11月4日)张岱年和蒋孔阳先生，至少作为中国哲学和美学方面的大师，是当之无愧的!还有季羡林先生，在《病榻杂记》(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中，第一次廓清了他对于世人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的看法，特昭告天下，请予摘掉。
并称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则更昭示了其不同凡响的大师之德!国学大师名称国学大师，更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
如今人们所称道的诸多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而已。
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
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到底该怎么界定国学大师呢?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其学问自然理应在国学研究之范围内，属于出类拔萃者。
而我们的国学，则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等在内的，蕴含极为丰富的称谓，所以，凡称得上国学大师者的著作，也理应体现丰富的内容，即使按照西方学科的划分而言，也应是多面手，百科全书型的学者，既有卓有建树的学术著作，也有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等等。
国学即便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简称，其蕴含极其丰富，单是在先秦，就有百家之说。
在对于先秦百家的理解上，虽然历来众说纷纭，但至少包括阴阳、道、儒、法、墨、名、杂、小说，诗赋、纵横、兵、农、医、算、天文、地理、水利、堪舆、数术、纺织、建筑、制陶、冶炼和交通等等诸家学说。
而在秦汉以后，经过国学所固有的贯通古今，融汇内外，综合创新基本规律的作用，又涌现出许多新的学派和学说，那么，作为国学大师，理应是对国学所蕴含的各家各派的学说都比较精通，并富有很深的造诣者;即使打个折扣，也理应是对其中多半以上的学说富有很深的造诣者。
从前面引述的张岱年先生有人说我是'国学大师'，中国古代的科学就研究得更少之简要回答中，可以窥知他对国学大师的见解:即至少要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和古代科学等几个领域，并有突出的建树。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张岱年先生虽然在这里没有具体谈及其具体内涵，但像天文、历算、农学、医学和养生学等等，至少包括在其中，可这些几乎都被长期排斥在国学家们的视野之外。
张岱年先生实际上提示了国学大师的最起码的标准，即单从学问方面而言的标准，可是，看看某些著名学府所开列的那一串串的国学大师名单，看看网上列出的一大堆国学大师名单，有几人合乎这个最起码的国学大师标准呢?况且，国学大师还必须具备高尚的人格和品德。
从学问和品德即文品与人品相融合为一的标准看，国学大师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堪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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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只限于宗教，而是于宗教之外，如文学、思想、艺术等等，均有显著的影向，兹分述于后：（一）对思想界的影响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
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
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至于儒家，亦因帝王及名儒，多转向佛，致使当时卫道者辟佛，但终因佛教思想之超越，翻译文学的优美，当时一流儒者，无不学佛，唐朝一般思想家，竟以佛教空有二门，及非空非有之中道义，作为调和甚至领导儒道之根据。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
因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旨在参究人生根本原理，使人自己研究，有以发明－－明心见性，方可论学。
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例如：周命门人参究‘孔子颜回所乐为何事’
程亦命门人观察‘喜怒哀乐末发前之气象’而且主张半日读经，半日静坐，皆受佛教禅宗参究‘生从何来，死从何往
’或‘父母末生我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
’之思想所影飨。
至于宋之陆象山，更进而以‘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
’明之王阳明，亦取禅宗方法，为其提倡‘致良知’的根本。
总而言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彼等本乎佛理，加以所学，而建立一套学术思想与理论，此即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宋明理学，凡研究中国哲学史者，想必有同感。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佛经翻译的中坚时代，是晚汉至盛唐六百年间，佛教大藏经中，五六千卷的经典，皆是此时的产品，宋元以后，虽间有所译，但已微不足道矣。
中国南北朝至惰唐之间，大师辈出，翻译的人物，不下数百，其中最杰出，而对中国文学贡献最大的，当推罗什与玄奘。
罗什是旧译时代的泰斗，玄奘则是新译时代之俊杰；奘译卷帙，虽富于罗什，而什译之范围，却广于玄奘，两者智等誉齐，势均力敌。
旧译多尚直译，所以罗什译本，带有极丰富之西域天然语趣，不但对中国思想界辟一新天地，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飨尤巨。
至于新译时代，则转趋意译，其文笔之生动有趣，格式之新颖，词语之创新，结构的精美，竟使中国文学，为之变质，兹举三点如下：（1）国语内容为之扩大中国自汉朝以后，学者唯古是尚，不敢稍有创作，虽有新观念，亦必套以古词，使一切学术均带有灰色，毫无生趣。
佛经初期翻译，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相象语者亦袭古，后研究日深，感觉旧语与新义，甚难配合，若仍用古语，未免笼络失真，或词不达意，因而致力于新语之创造，无形中促进国语内容日趋扩大，现在之佛学大辞典，虽然推未能搜尽佛经所有新名词，但睹之亦足使人叹为观止。
至于日本所编之佛学大辞典，所收集之三万五千余语，皆汉晋至隋唐间，诸译师所创之新语，此等新语之加入中国语言系统，而变为新成分，国语内容，焉得不扩大之理
（2）语法及文体之变化只要揭开佛经一读，便觉其文体与普通书籍不同，其中最显著的，佛经既不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亦不用朗文之绮丽词句，同时佛经中倒装文法既多，而形容词，重牒语，及同格的词句亦不少，特别是一篇中，散文与诗歌交错，不管是诗体的偈颂，或散文式的长行，内容或说理、或述事、或问答，或譬喻、皆兼而有之。
唐朝以后，中国文体，多近于写真顺畅，一洗六朝之纤尘，未尝不是受佛经翻译文学的影飨。
总之，佛经文章构造形式新而美，外来语调色彩亦浓，使人赞之，自有一种调和而新鲜之感，可说是当时一种革命的白话新文体，此种新文体的创立，罗什及其门下居功至伟。
唐朝佛经翻译虽盛，但若从文学方面较量，则后之译者，竟无过于罗什。
（3）文学情趣的发展中国近代之纯文学，例如小说歌曲，甚至文艺创作，皆与佛经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因为中国佛教，自罗什以后，几为大乘派所独占，然大乘之勃兴，却在佛灭后。
其首先倡导者应推马鸣，读罗什马鸣菩萨传，知其实为一大文学家及大音乐家，其著作及弘法事业，均本所学，故其著「佛本行赞’一书，可以说是：一首三万余言的长歌；译本虽然不重音韵，但读之，就觉其与孔雀东南虱飞等古絮乐府相仿佛。
其所著大乘庄严论，则简直是‘儒林外史’式的一部小说，其材虽取自四阿含，但经其美妙之文笔点缀，竟使读者心动神往。
马鸣以后的大乘经典，大都以壮润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如华严、涅燊、般若等富有文学性的经典，再经译界宗匠，以极美妙之国语为之翻译，读之，即使不信佛理，亦醉心于其词句而不忍释手，所以，中国文人皆爱好读佛经以助其文章之美妙，甚而想像力不期而增加，诠写方法不期而革新，其直接影响于中国文艺之发展的，如中国文学巨著水潇传、红楼梦等，其结构及笔法，都受华严、涅盘等经之影响，即宋元明以后，杂剧、传本、弹词等长篇歌，亦间接吸收‘佛本行赞’之笔法而写的。
至于唐朝的寒山拾得等，深入浅出的新诗，实为开白乐天，苏东坡等之先河，而宋程朱等之语录，亦皆模仿于佛教禅宗。
此外归元录，西游记等，更是富有文学价值的削作。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1）建筑的弘伟中国古代的建筑，虽不如西洋之实用，但却力求精美，如房屋前后之陈列布置，左右美妙的点缀，又非西洋建筑物可比。
特别是一般佛寺之营造，结构之精致，气派的弘伟庄严，皆仿印度原始佛教之状态，至于遍布中国大陆各地之佛塔，更足以代表佛教坚毅之精神，给人神圣而崇高的感觉。
（2）雕刻的逼真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
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画像的肖妙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
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梵呗的感人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
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四、佛教对中国风俗的影响佛教传入中国，除了对中国文学思想等有直接间接影响外，从不参预政治活动，但对社会风尚习惯，却有潜移默化之功。
最重要的是对人生观的改善，以及对孝道的扩展。
（一）人生观之改善中国古之人，皆以人死如灯灭，孔子亦说：‘未知生，焉知死’。
佛教之传入中国，使人知生有所来，死有所往，几生死往还之权，皆操之于自己，所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
而祸福的招致，又往往系于人一念之间。
所以说：‘一念之善上天堂，一念之恶入地狱。
’因为佛教认为人于日常生活中，一切行为，语言及意念，均可形成一种特殊的惯性，成为一种能招致未来果报之潜势力，亦即是主宰人生，支配宇宙的业力。
由于人的业力有善恶，故果报亦有好丑与苦乐。
佛说：‘假使百千，所作业不忘，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
’又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
’既然人生的一切际遇，皆是自作自受，又何必为环境之困苦而悲哀，或因美好之际遇而傲人
但能把握现在，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痛改前非，努力向善，自然可以克服困苦，开创幸福。
所以佛教的三世因果轮回之说，实含有警惕性及鼓励的作用，使人于因果定律下，生者忏悔积福，以保安康，亡者追荐超度，以济其灵，甚而国家帝皇权贵，亦每因国家不幸而自责无德，引为内咎，进而反躬自省：以禳炎疫。
由是可知佛教因果律之深入人心，岂独影响中国人之人生观，抑亦可以治患于未然，而辅政教之不足。
（二）对孝道的扩展中国古人，立身处世，甚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孝道为本。
佛教之传入，益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
因为儒家论孝，不过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或除侍奉左右，冬温夏凉，晨昏定省外，还要继承先人之遗志，完成先人之事业。
如孔子说：‘乎孝者，善继人之志，善继人之事者也。
’佛教言孝，不仅侍奉供养，继其志，展其业，更要使其止恶行善，进而了生脱死，离苦得乐。
故古德说：‘人而无孝，不足以为人；孝而不了生死，不足以为孝。
’又说：‘生养死葬，小孝也；生俾衣禄，死俾流芳，大孝也；生导其正信，死荐其灵神，人孝之大孝也。
’佛说梵网经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放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
’准是可知，佛教孝道意义之深，而范围之广，不但要孝敬自己三世父母，使其正信，止恶行善，最后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甚至对于六道众生，亦应孝之敬之，然则，基于‘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原则，佛教孝道之提倡，确可令社会充满孝敬与亲善，而人心之向善，前途之幸福，亦可指日而待。
所以我说：佛教之孝，不止使中国孝道内容扩大而充实，抑亦可以敦风化俗，有助于道德之发扬。
综上，我们应该知道，佛教是历史上一种文化思想革命的产品，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向既深且巨。
如果说：儒家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则佛学该是中国文化的心脏。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位文化，则佛教之输入，竟使中国本位文化第一项变质，而成为本位文化之一，这是无可否认的事贸。
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文化，首先要研究佛学；要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复兴佛教，欲想使中国文化传播于世界，更非先发扬光大佛教不可。
中国佛教神仙体系
在佛教里本师释迦摩尼佛是我们的老师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师，琉璃界药师佛世人治病的，这三位佛被我们称为三世佛，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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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各位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南无文殊菩萨，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南无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普贤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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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是各位罗汉，护法等，就不多说了，在佛还有很多很多的佛菩萨，我所说的这些佛菩萨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听到的，其实在世间每一个人都是佛菩萨，阿弥陀佛
敢爱敢恨,敢怒敢言,敢说敢做,敢作敢当 英文翻译
Hakuna Matata 是的一个单词. -kuna 的意思是 there is（有), hakuna的意思是there is not（没有）; matata是problem（烦恼）的复数形式; Hakuna Matata的翻译就是there are no problems（没有烦恼，不要担心）,不过，经常被当作No Problem（没问题）的意思. （古老而神奇的非洲谚语：“HAKUNA MATATA”，意思就是“没有烦恼忧虑”。
HAKUNA MATATA--哈库拉.马塔塔，保佑梦想成真的非洲图腾! 很多电影里都出现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