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读后感大概2000-3000字帮个忙
首先人口巨大 直接选举操作困难 监管漏洞太大 政治上会导致政治以选举为核心 治理反而会被投轻视 政客 投机分子进一步掏空国家
贤能政治 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所谓“尚贤”，就是任人唯贤。
墨子关于《尚贤》上、中、下三篇文章，从总体上看，基本思想相同，讲的都是选官用人之道。
而《尚同》三篇，则是墨子提出的避免离乱纠纷，使社会得到安定的主张。
墨子认为，尚贤使能是为政之本，国家的兴亡成败关键在于用人。
他说:“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
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一个国家的贤良之士的众寡、以及是否做到尚贤使能，是关系着国家的强弱或兴衰、社会的稳定或混乱之根本。
墨子心目中的贤良之士，就是德行忠厚，道术渊博的德才兼备之人。
他说:“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
就是人要富有好的品行，做事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兴利除害，要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能辨析事理，通晓治国的道理和方法。
他认为，贤良之能和贤良之义是统一的。
也就是说，能够称得上贤良的基本素质，必须是“德行厚”和“道术博”的统一。
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读后感
其实吧
我认为无论是民主也好专制也好两种制度的最大交集就是贤人治国，如果一个国家民智未开思想境界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即使民主制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完全达到这种高度，因为民主是讲集体的，讲权力公有可是人性本来就是自私的），那么如果直接民主恐怕只会引起动荡也就是多数人暴政，所以当年孙中山搞辛亥革命后发现一是自己无法控制全国的权力。
二是当时的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民主，更不知道怎么用民主，这个问题至今台湾社会也没有根本上获得解决。
所以说咱们可以把民主当做由专制的贤人独治发展过来的贤人众治的升华，当然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因为人性本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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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末期，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进一步发展，各诸侯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
长期兼并战争的结果，改变了大国争霸的形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以后又形成了秦、齐、楚、燕、赵、魏、韩七个大国称雄的局面，史称“战国七雄”。
剧烈的统一战争自此开始。
频繁的兼并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
《东周列国志》与其他史书一样，以国家的兴亡成败为主题，致力探讨气运盛衰、人事成败之间转化变迁的因果关系。
作者通过人物命运的沉浮，形象地告诉人们，能否注重道义，任用贤能是判断一个国家前途命运的最根本的依据。
得民心者得天下。
道义是对天意的阐发，天意就是民心。
民心存，其政举，民心亡，其政息。
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五百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灿烂，千百年后，虽不乏其人，但这一时期的人和事，在历史上最突出，最典型，它几乎是后世是非成败的理论源头，更是后人行世为人的标准和榜样。
小说通过丰富而生动的故事情节，赞扬了从善如流、赏罚严明、胸怀大度的王侯和忠贞、有勇有谋的将相，也赞扬了那些见义勇为、机智果敢的豪侠。
列国之中，上至君王，下至卿士，守信立身，不惜功名生命的事例，比比皆是。
程婴牺牲自己的儿子，救出赵氏孤儿，忍辱偷生，终于复国。
豫让因智伯以国士待之，决意以国士报答，在智伯死后，几次为智伯复仇，就义之前，仍请求将智伯仇敌的衣服用剑斩过，以了心愿。
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图谋刺杀秦始皇，为守机密，自刎而死。
当时的忠义之士，往往如此，千百年后仍使人感吧敬慕。
勾践身负灭国之耻，心怀复国大志，刚强、勇毅，不计荣辱生死，克制私欲，礼贤下士，以非凡的耐力和恒心，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以少胜多，摧毁强敌，称霸天下。
像这样反败为胜、变弱为强的事例，还见于晋文公重耳，吴大夫武子胥等段落之中。
人生立志，应该放眼至高至远之处，当以造福苍生、泽及万世为念，这样的榜样有孔子、管仲、子产。
他们的思想以仁爱为根本，他们拥有安定天下、惠及万民的志向，对真理永无止境地追求，引导君王走向内圣外王的正途，施行的政令，富民强国，成为后世政治参照的法则。
与这些正面人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说也塑造了一些昏聩、残暴、荒淫无耻的帝王、诸侯等统治者，和贪婪、奸诈、阴险的佞臣小人。
作者对他们揭露与鞭挞的态度自然而然地融人情节的进展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