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课观后感500字作文
教育在写观后感
跪求2009新闻时评10篇，长短皆宜
输不下了1. 在诺奖面前，我们更需要自省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陆续颁出，又没中国什么事儿，唯一让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获物理学奖的高锟是华裔。
对此，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因此基本听不到有关官员和科技精英们反思的声音，倒是杨振宁先生又说话了：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感谢杨振宁先生
他的预测，像打气，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来得又及时，听着让人心里舒服。
不过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这个“20年内”，对眼前的绊脚石视而不见，或者视而不愿见，那这个“20年内”过后，恐怕还得再来一个“20年内”也说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别太把杨振宁先生的话当回事，对中国来说，他毕竟是个旁观者。
在诺奖面前，我们还是多一点自省更牢靠些。
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的短板。
不是吗
请看有关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一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媒体报道时的标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内地虽然尚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20强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却宣布，“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据的却是论文数量。
这个“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称体重称出来的，而不是诺奖评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学术腐败保持高度的宽容，仿佛“士林之耻”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不是吗
涉嫌论文抄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等人，至今没听说他们有谁丢了校长职位。
中国科学家拿不到诺奖，我们痛心、焦虑，但这些抄袭了人家的论文还顾盼自雄的大学校长们，在基本学术良知和规范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轻耸双肩，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状，那就更令人痛心、焦虑
轻松愉悦地展望未来，比清除学界的积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却未必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经：好像这诺奖也会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风水轮着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似的。
如果连对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都没有痛下狠手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恐怕也得来个“20年内”了，这只能让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从来不缺少表扬和自我表扬，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们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
中国又一次在诺奖面前失落了，当此之时，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自省的声音——当然没有“20年内”的算命听着舒服，但这样的声音更能给人希望。
（张金岭）2. 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
荒唐
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60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
6月7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
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
直到7月13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60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
17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
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
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
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
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
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
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
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3.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
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
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
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
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
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
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
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
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
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
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
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
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
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浙江宣华华）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
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
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
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
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
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
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
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
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
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
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
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
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
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
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
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
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
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
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
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
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
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
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
”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
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
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
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
（记者伍晓阳）6.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
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
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
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
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
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
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
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
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
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
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6. 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
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
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
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
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
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
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
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
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了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
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
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
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
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
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
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7. 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维护职工权益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14日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这对于当前的企业改制重组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只有充分尊重职工、紧紧依靠职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改制重组才能顺利推进。
受金融危机影响，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愈加频繁。
许多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获得改革发展的动力，重新焕发生机。
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忽视职工民主权利，企业重大决策和改革方案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甚至在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实施，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企业改制固然是经济行为，但操作者、执行者、受益或受损者都是具体的人，有时上万职工的切身利益。
涉及成千没有广大职工的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改制不可能成功。
除商业秘密外，企业改制的一切事项，从企业的总资产、总负债到职工关注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裁员安置等问题，都应及时向职工公开，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监督。
要充分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在改制重组中严格履行民主程序。
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
企业要依法将改制方案提交职代会审议，广泛听取职工意见，保障职工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
对改制企业而言，应更加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之家”，使职工可以依托工会组织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畅通利益沟通渠道。
企业也可以通过工会对职工开展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工会真正成为联结职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广大职工含辛茹苦为企业发展奉献了智慧和汗水，企业改制重组必须让广大职工成为受益者。
任何企业改革都应把“保障职工利益”作为首要任务，由职工全员参与重组方案协商确定。
只有坚持以职工为企业之本，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顺利实现企业改制重组，获得新发展。
小学生安全教育平台观后感300字题目应该怎么写
前几天我观看了《小学中学生安全教育知识讲座》，通过观看这个讲座，让我了解了当灾难发生时，我们应该怎样去面对、怎样避险、怎么逃生自救等安全问题。
虽然灾害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了更多的安全知识后，在灾难降临时我们就能有更多获救机会。
具体来说，通过观看《讲座》我学到了许多有关地震、游泳、火灾还有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安全知识及注意事项。
比如在发生地震时我们应该在老师的指挥下跑出教室，或躲在课桌底下，也可以就近躲在狭小空间的墙角处;在遇到火灾时要及时拨打110报警，并用湿毛巾捂住嘴和鼻口，尽量贴近地面沿着安全路线逃离火灾现场。
逃生时要走楼梯，不能坐电梯;夏天游泳时必须和大人一起去，要做到“四不要”，不要在游泳池里打闹，不要成群结队去河里游泳，当其它小朋友溺水时，不要自己下水救助，要呼喊大人或打110报警;在学校要遵守校规校纪，在上下楼梯时不要拥挤打闹。
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要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要走人行道，要走斑马线，不要在马路上嬉戏打闹玩耍，不要横跨护栏，横穿马路，更不能在马路上看书。
不吃陌生人的东西，不贪小便宜，不跟不熟悉的人走，与陌生人保持一定的距离，遇到坏人时不要被他或她的言语吓倒，要勇敢地大声呼救，做好自己的人身安全防护。
通过观看这个讲座让我明白了我们应该坦然的去面对那些无情的自然灾害;我懂得了在灾害发生时要先自救，有能力的再去救其它的人这个道理。
同学们：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所以我们要珍爱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行动起来吧，学会一些逃生和自救的小常识，使自己和他人能避免或减少受到的伤害，时刻把安全铭记在心，让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临聘教师工作十年之久能给入编吗
在新学期伊始，深圳葵涌二小英语教师袁老师却无法返回工作了11年的教师岗位，她与另外7名临聘老师于7月10日被学校以投票淘汰制的方式表决后解聘。
“难过的不仅是失去工作，更是对我们教书生涯职业成果的否定!”袁老师说。
校方与对解聘的决定表示无奈，并告诉记者，由于执行控制临聘教师比例的相关规定，深圳市有数百名临聘教师在此轮整顿中被解聘。
深圳数百名临聘教师“一夜下岗”。
因没有编制带来的临聘教师工资福利低、随时面临被清退等问题，成为阻碍各地落实教师待遇的一个“顽症”。
在刚刚过去的第31个教师节，临聘教师的现状再次引发关注。
编制带给临聘教师的痛袁老师之前所在的葵涌第二小学今年6月以前共有教师90名，其中临聘教师30名。
按照《深圳市公办中小学临聘教师管理暂行办法》中对于临聘教师比例不得超过15%至20%的规定，这所学校临聘教师比例明显超标。
据大鹏新区公共事务局人事科周科长介绍，10个调查组对全市中小学临聘教师招聘管理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并于5月26日下发《关于中小学 人事工作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要求今年6月12日前对临聘教师超过比例的学校全面整顿。
限期不改，对校长问责处理。
深圳市各区数百名临聘教师在此轮整顿中陆续接到解聘通知。
“在这里教书十多年的临聘教师，工资不如一个年轻在编老师多。
”葵涌二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感叹说，该学校临聘教师每月固定工资七千元左右，不享受至少2400元的房补等福利，比正式在编教师少30%到一半，并且工资不会像编内老师一样每年增长。
事实上，除了工资待遇悬殊，随时可能到来的解聘通知更让临聘教师们对未来产生集体焦虑。
“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比考公务员还要难。
”一名花费15000元参加封闭式培训课程的临聘老师说。
29岁的张老师经过8年的，才考上了龙华区一所小学的在编教师岗位，她告诉记者，“八年抗战都结束了，太不容易了，我只能用无奈形容。
”然而并不是所有教师都像张老师一样幸运，45岁的崔老师曾是老家骨干教师，2008年进入深圳宝安区高中部担任语文老师，由于没有大学本科学历，年龄又超过了40岁，没有资格参加入编考试。
7月突然到来的一纸解聘通知让他手足无措，“我把最成熟、最有经验的时光都给了深圳，现在工作 没有了，别的学校也不招临聘教师，我只有待在宿舍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
”据一所小学负责人介绍，许多临聘教师的教学能力非常强，甚至胜过一些有编制的教师，这些临聘教师教得好，学生学得好，家长也十分认可;但在编制考试上，在与刚出校门的年轻教师的“较量”中，这些有经验的优秀老教师往往败下阵来。
“有的老教师工作能力非常强，但考了几年也考不上编制，学校也为这些优秀老教师担忧啊。
”他感叹。
临聘教师陷入两难之境一方面是“命中率极低”的，一方面是教育部门严控超编教师比例，临聘教师面临进退两难的现状。
深圳目前有近万名临聘教师，分布在全市各 区，其中，宝安、龙岗、龙华、大鹏四个区的临聘教师占在编教师的比例已经超过30%，部分学校临聘教师的比例甚至超过60%。
对此，教育局工作人员解释 说，人口流动量大的区域，教师扩编速度追不上人口对教育资源的需求，校方大量聘用临聘教师属无奈之举。
政策法规处处长胡新天介绍，深圳之所以临聘教师存量巨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深圳作为移民城市，发展速度较快，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员落户深 圳，随之而来的就是适龄儿童的教育问题。
为了切实落实九年义务教育，深圳市不断吸纳越来越多的适龄儿童入学，导致近几年中小学学校扩建、年级扩班、教师扩 招，因此临聘教师的需求缺口非常大，临聘教师的比例不断攀升。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全市1077.89万人口中，只有332万左右户籍人口，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倒挂。
在深圳的宝安、龙 岗、龙华、大鹏等区，由于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不可能按流动人口子女数量配足教师，因为随着珠三角产业转移和升级，当地的入读子女会大量减少，从而产生教 师闲置。
因此，珠三角地区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招聘了大量临聘教师，形成了目前临聘教师比例普遍超标现状。
专家：去编制化需改革配套同工不同酬、编制考试培训费用高、老教师编制问题难解决、编制教师岗位资源相对不足、临聘教师解聘带来的社会矛盾等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加快对临聘 教师困境的解决迫在眉睫。
专家认为，深圳地区非户籍人口倒挂现象突出，如果按在校学生人数配足编制，将符合条件的代课教师全部转正，一旦生源因人口流动减 少，将会产生教师大大超编、难以分流的问题，造成教育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去编制化需要养老、工资、人事等制度配套改革，而只按比例一刀切的裁员政策缺乏柔 性。
教育学者熊丙奇表示，临聘教师的困局是地方财政保障不足产生的结果。
去编制化是未来趋势，但是编制改革需要配套学校治理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各地正 在通过制度创新尝试推进教师队伍编制改革，为改革破冰带来曙光。
北京近日出台《关于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加快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将对高校、公立医 院现有编内人员实行实名统计，随自然减员逐步收回编制。
专家呼吁，教师编制的本意在于营造更好的教育环境，让教师专心教书育人，不断提高教育质量。
去编制化改革关键在于如何在用人体制创新和教学质量间平衡。
别让编制与身份成为辛勤园丁们心中迈不过的坎儿。
解决好临聘教师问题考验政府智慧这些年，媒体关于临聘教师产生的原因、临聘教师使用过程中的怪现象等分析不少，问题的“症结”已成共识。
比如深圳非户籍人口太多，学生增长过多，而 正编教师的产生跟不上人口速度，而如果全部采用正编教师，一旦流动人口生源减少，会产生教师超编、教育资源浪费的问题。
这些理由看上去都很正当，但细究却 并不合理。
以深圳目前的发展速度，未来流动人口生源是否会减少，何时减少，并不确定。
另外，以未来生源会减少的假设性命题来确定现在的临聘教师使用政策， 政府有规避责任和降低用人成本之嫌。
一类是正编教师，一类是临聘教师，这两类群体差别很大。
正编教师也常为工资待遇提出诉求，比如房补、绩效工资争议等，都是锦上添花之事，没有被解聘的强烈焦虑感。
而临聘教师则不同，其工作状态有如走纲丝，工资福利待遇不仅比正编少一半，而且合同一年一签随时可能被解聘，无论你干得是否优秀，这种职业不稳定的强烈焦虑感充斥他们的内心。
有一些女临聘教师在没有考入正编之前，连孩子都不敢生。
一些优秀临聘教师中，都工作勤奋甚至获得不少荣誉，但这都改变不了他们工资待遇相对较低，被解聘的命运。
有时学校也非常无奈，说解聘通知一到手就得执行。
实际上，这样的解聘里暗含很多问题，解聘的标准是什么?谁可以留下?是不是工作年限长的，没有关系的更容易被解聘。
由于解聘并没有标准，这样的弹性 会导致人为的不公。
数百名临聘教师在今年被解聘的起因是由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临聘教师们找到法律依据不断申诉要求解决工资待遇，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这些都让有关政府部门感到头痛，最终决定清退超编人数。
尽管在解聘过程中，学校都依据法律来进行，合同到期后不续聘，一年赔偿一个月的工资。
不违法的解聘看似没有 问题，但临聘教师个体的命运却令人唏嘘。
教师职业比较特殊，只能在学校之间流转。
有的临聘教师40多岁，被解聘后拿到七八万元补偿金，再就业很困难。
一被 解聘的43岁的优秀临聘教师开学后到处试讲找工作时，不少学校觉得讲得不错，但就是年纪太大。
对养家糊口的他们来说，政府部门岂能一纸解聘就万事大吉。
当然，感性的申诉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面对近万名临聘教师群体需求，相关政府部门光是一刀切清退也只是权宜之计。
要想彻底解决临聘教师问题，改革还应深层次进行。
有专家提出的，教师群体去编制化是未来趋势，但是编制改革需要配套学校治理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实际上，深圳事业单位去编化改革早就在一些领域进行，通常用的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过渡方式，一是减少编制造成的用人不公，二是企业化运 作提高效率。
但学校要如何进行去编化改革非常复杂，还需要人社、教育等部门深入研究、科学决策才行。
临聘教师的问题能否彻底解决好，很考验政府部门管理的 能力和智慧。
更需拷问的是“解雇”临聘教师的“编制”教师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然而一旦被冠以“临聘”二字，别说拯救他人的灵魂了，连自己的肉体都无处安放。
临聘教师与在编教师之间无论是薪酬、福利各方面差异悬殊，更令临聘教师忧心忡忡的是，他们随时面临下岗的厄运。
一个“编制”，就让临聘教师与在编教师的命运有天壤之别。
报道中，那位花了8年时间才考入编制的临聘教师，只是极个别幸运儿，而大量奉献了青春、汗水和智慧的临聘教师，则无情地被解雇。
由此更需拷问的是“解雇”临聘教师的“编制”。
编制本来是一个中性词，通常是指组织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数量的定额和职务的分配，由财政拨款的编制数 额由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制定，财政部门据此拨款。
然而在现实层面，编制却变得非常复杂。
所谓行政编制、事业编制之分，以及不同类型编制所享有的财政拨款及其 他政策待遇，是非在编教师及其他“临时工”人员无法享受的。
如此“编制”，让那些能力、资历都不亚于甚至超过部分在编教师的临聘教师，成为最可怜的人。
这岂不是劣胜优汰?为何有了编制，在编教师哪怕水平不 行，就足以高枕无忧地端着铁饭碗?兢兢业业的临聘教师就只能下岗?“编制”成了制造行业内不平等、严重有违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方向的制度障碍，主管部门 为何还不尽快加以改革?围绕编制所推出的一系列入编考核体系，难道就不存在问题?报道中，一位专业水平很高的优秀教师，就因为学历不是本科，年龄超过40岁，无法进入编制 而在此次事件中惨遭下岗。
为何如今教师的所谓入编考核体系，还在坚持惟学历论、年龄论?考试内容让大量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老师多次无功而返，是否也有偏应 试、轻实操的弊端?而根据户籍人口来制定编制数量，这套模式已经被证明完全滞后于时代发展，人口流动规律，却迟迟不加以改进。
如此设计下的编制，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意 味，随之而引发的问题就是，类似于深圳这样外来人口集中的地区，按照户籍人口配置的教师编制远不敷使用，编制变成了卡在学校与临聘教师之间的高门槛，学校 明明需要更多有生力量，却限于编制无法吸纳，于是采取临聘方式打政策擦边球。
而临聘教师则因为少了一个编制，而缺乏与在编教师对等的权益保障。
教师队伍不应有临时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管理思路。
一个是少数人关门决策，设定计划经济思维主导的编制数量管理、无视临聘教师实际教学能力、搞入编 年龄一刀切的考核体系，同时让编制实际上沦为保护在编庸人、不思进取者、反向淘汰有能力、进取心强、做出实际贡献的临聘教师。
另一种则是真正吸纳广大临聘 教师心声、学校、家长和学生对教师素质的评价意见，以及根据21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目标，综合制定能者上、庸者下的双向流动机制、根据不同区域人口和 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因地制宜推出教师培养和管理体系，把用人权下放给地方和学校基层，把评价一个教师称职与否的考核权还给社会，而不是用粗放乃至粗暴的编 制体系逆向淘汰，让无数临聘教师赔了青春伤了心，不因为“临聘”就遭受不公对待。
这才是“教师队伍不应有临时工”背后的正本清源。
【启示与思考】深圳数百名临聘教师被解聘，只是我国教师聘用制问题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诸如同工不同酬、待遇低、保障差等问题困扰着这些奋斗在教育一线的、没有 “名分”的教师们。
他们中不乏有经验有水平的好老师，但在现行教师管理制度之下，不得不忍受被区别对待甚至随时被“扫地出门”的委屈。
设立教师编制的初衷是吸引优秀的教师、稳定教师队伍、营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而现有的编制教师资源因无法满足实际需求，自然就产生了聘用机制来补 缺。
但是，不能在需要的时候招进来，不需要了就直接解聘，对临聘教师“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面对庞大的聘用教师群体，教师队伍的管理不能靠简单粗暴的解 聘，否则，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些老师，也将伤害教育尊严。
临聘教师和在编教师一样，也为教育事业奉献出了青春和精力，特别是那些优秀的临聘教师，虽然没有转正，但是他们为教育付出的心血和做出的贡献不能被 “一夜下岗”所抹杀。
因此，对待临聘教师，不能粗暴地进行“一刀切”的解聘，这样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只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要讲究方式方法，因人而异地 解决问题。
对于那些教学水平低、师德素质差的临聘教师坚决予以解聘，以净化教师队伍，提高教学水平。
而对于那些能力突出、师德严谨的优秀的临聘教师，要惜 才爱才，提供相应的条件和途径，鼓励这些临聘教师通过招考取得教师编制;而那些已超过年龄无法取得编制的优秀临聘教师也要优待，通过续聘或者安排到其他后 勤工作岗位让他们继续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
妥善解决临聘教师问题，这不仅考验着当地政府的主管部门的应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教育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 更是实现社会公平、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