锵锵三人行 嘉宾李晶是哪里的
想了解下
李菁 李菁 2001年5月进入，任社会部记者。
此前，1995年7月在任编辑，2000年10月，在报业发展中心任记者、编辑。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头算响的大公司扮演御用文人的角色，但养尊处优的生活过得越久，心里越没来由地空虚。
奉献了五年的青春之后，毅然决定投入围城外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扫书。
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
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
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
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
再去看看吧。
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
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
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
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
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
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
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
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
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
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
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
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
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
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
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
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
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
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
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
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
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
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
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
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
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
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
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
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
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
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
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
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
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
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
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
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
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
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
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
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但如若采访需要，即便十年没联络，最终也能将人家挖出来。
直到后来我经常骚扰的几个线人，一接电话便一把将假笑撕下:又什么事，说吧!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电话一通便直奔主题。
我曾跟李大人说，我们的工作就像特工，经常被空投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关联的地点，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任务。
李大人冷冷打击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过后来真的有机会采访一个身份类似特工的人，短短几天交手，他半开玩笑地慨叹:你们完全可以做我这一行了! 初到三联，时常觉得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
三年，顶多三年!我暗自给自己定下期限。
一晃眼，已超过这个大限半年了，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又留了下来一一或许就是那种永远无法预料明天会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和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关联、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让我留下来的吧，这种奇妙的感觉的确令我迷恋!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
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
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
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
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
丝毫找不出头绪，只能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试运气，但是辗转找到的留学生都在汉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继续寻找一一我戏称这样的举动为撒下漫天大网，不知哪条线上会有鱼上钩。
二三个小时后，有好消息传来，终让我心情稍些放松。
姐姐帮我联系到釜山一家商社的会长柳富烈，只是在来中国谈生意时由我姐姐为他做过英文翻译，由此不幸而无端地要为一个他从不知道的中国杂志服务。
据说姐姐刚刚联系到柳会长时他还莫名其妙:中国记者到釜山采访，找我干吗?后来才明白这算是私人之请。
周四一早，当我坐上了去韩国的飞机时，心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惧，外带不知如何完成任务的压力。
三联的一贯作风是：任务派下来，到时只等着收活，该花的钱花到，至于怎么申请签证、到那边吃住行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展开采访，则一概不管。
因为承担着三联第一次自己出钱派记者出国采访的重大使命，到釜山的前两个晚上我住在MOTEL（汽车旅店）里，并非有多高尚，思想动机只是怕花钱太多，万一任务完成不好，反倒给自己增加心理负担。
MOTEL其实也是，灯光昏暗，门口散了一地骚首弄姿的色情广告，各路神色暧昧的人进进出出。
晚上一回去，我立即将自己紧紧锁在房间里，捏着鼻子躺在艳俗的粉色床上，直到第三天柳会长看不下去，慷慨地押下自己的信用卡，把我请进了四星级宾馆（连续三天，柳会长的司机开着豪华车拉上会说韩语的中国员工，和我一起 奔波于出事现场、各家医院、政府，提起他们，我永远感激不尽）。
到釜山的第二天，我到一家医院寻找幸存者，接待处的护士小姐很友好地查阅住院名单，说医院里有两个中国人并告诉了房间号。
我兴奋地推门而入，两个中国幸存者是吉林某公司韩国做船员，都是朝鲜族。
瘦的姓吴，见到有中国人来意外之余由衷地兴奋，不待我细问就迫不及待地倾诉他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遭遇；对面床稍胖一些的姓朴，也许是之前对外事纪律之类的概念印象深刻，一直警惕地看着我，盘问我为何不同大使馆的人一起来。
我觉他事多，便不与纠缠，专心询问吴某那一瞬间的诸多细节。
吴某谈兴正浓，对床的朴某突然吐出一长串朝鲜话，我虽听不懂，但大致猜出对方的意思一一不让吴跟我讲。
很朴实的吴迟疑了一下，又陷于他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赶上的灾难的回忆中。
此举没奏效，朴某掏出手机，拨了一串号码后毫不避讳地大声说:喂，是大使馆吗?我们这儿来了一个女的，自称是记者……我一边在采访，那只耳朵却在捕捉他越来越低沉的声音，心里越来越恼火。
好，你放心，事故原因我不会说的!朴的声音突然又提高，然后郑重其事地挂下电话。
国航的第一次空难发生在韩国，使事件陡增许多复杂，尤其在事故原因上面，韩方抓住中国机长不放，中方则认为釜山机场控制塔台存在失误。
双方各执一词，当时的确十分敏感。
但是，一个普通的幸存者会知道事故原因吗?即便他能对我说上什么，我还未必引用，我也要对我写上的话负责呢!朴某大约把我当成女特务了，我恼火的同时也在心里无奈发笑。
虽然觉得被人这样当面检举很伤自尊，但我还是尽力不受他干扰，专心于对吴的采访。
但那边突然又猛喝一声:喂，你的证件呢?!你有证件吗?!那一瞬间，我觉得一股热血涌上脑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扭过头对他:你有什么资格看我的证件?!我跟你说话了吗?我根本没有采访你，你也没有资格看我的证件! 我后来想，这个小刁难若在平时，我也不会在意，但在那种情境下，从决定派我去韩国的那一刻就积蓄的压力一下子到达顶点，肆意释放出来。
虽然我知道朴某看到这篇文章的概率比他再次遇上空难的概率还小，但我还是想借此机会向他道声歉吧! 凭心而论，这次采访完成得并不好。
毕竟经验不足，到达现场没有针对性地四处出击，很多信息和国内已有的报道相重叠，很多有价值的细节又被忽略掉。
回来后，李大人毫不客气地说我采访不够细致，印象最深的是，我好像对他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在釜山一下飞机似乎就能闻到海水的咸味。
李大人说我采访中没有好好地利用嗅觉，经他提醒后，我才回忆起现场的那股消毒水和许多物体烧焦的味道混在一起，是多么刺鼻。
我后来将社会部划分为两个阶级：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李大人是脑体皆可，我们则清一色的是体力劳动者，当然我们的猪宝宝后来也曾一度由体力劳动者晋升，专攻国家政策，从诸多小事探出背后的宏大意义，但最近又不幸重新返回苦力大家庭。
由体力劳动者而演化为民工，而社会部又以女民工居多，杀人放火，风吹草动，拿包就走。
出差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各自把一路上受了气的遭遇添油加醋地传播一下，泄了私愤后第二天又是一个好汉。
生命是一场经历 我们可亲可敬的庄山大哥离开之后，一次社会部聚会上，李鸿谷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屡被打发到矿难或洪灾现场的庄山，两个大男人都有点喝高了，有点泪眼婆娑的意思。
我们几个阴阳怪气地嘲笑他们，但心里都有些酸楚和沉重。
出去采访时，经常要费力地解释三联--一二三的三，联合的联；对方经常一脸困惑地问:'生活'周刊?那写我们这些事干什么?或者干脆还以鄙夷的目光。
后来看到有人批评三联前半截土的掉渣，未免心生沮丧，觉得做社会部记者实在是出力不讨好。
从不敢说社会部的记者做得多好，但敬业二字我想至少是配得上的。
李大人经常用伟大的媒体或伟大的记者之类的说辞，让我抛掉招之即来的犹疑。
去年深秋，和金焱受命采访神舟五号。
和一涌而上的诸多中字头大媒体相比,三联显得太微不足道，前去几次都被拒绝，编辑部这边选题已定，没有退路。
被逼无奈，只好一次又一次去航天城。
直到一天被暂时安排到一个办公室等人，一下子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发现了关键人物的联系方式，心头一阵狂喜。
趁人家回来之前，赶紧掏出纸笔一个一个抄下来，情景活像当年电影里的女特务或女地下党。
这一招果然奏效，当你直接把电话打到对方家里时，他们的戒心就小了许多，由此才算打来一个突破口。
记得拖着一身斗智斗勇后的疲惫从航天城出来，远远看见庞大的CCTV的电视转播车，悻悻地想:人家这才叫记录历史呢!垂头丧气地回来，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论，但李大人用他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我采访到的那些诸如杨利伟戴尿不湿升空、早起来三兄弟喝红酒的细节，其实有着同样的份量。
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
或许要等到20周年的回忆录里再做评断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伟、典型的北京大爷苗炜，再加上中国的肚脐眼武汉来的李鸿谷，成了三联的三个支点，精明粗疏，细致散淡，软硬兼施，倒也有趣。
男人们喜欢从事件中看出宏大以显示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参透；而我，犹自喜欢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觉得悲天悯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经常想，自己是个生性懒散的人，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这辈子都不会写这么多字。
之所以做了记者，一是我对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兴趣；二是喜欢和别人分享我的感觉。
少年或学生时代，唐德刚、陈香梅、王赣骏或者何振梁，这些名字与我而言曾是另一个世界，但后来终有一天他们都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时，我由衷地感觉到那种叫做奇妙的快乐。
国航空难、巴厘岛爆炸、神舟五号升空、巴基斯坦人质事件--这些于我，成了刻录我生命宽度和厚度的标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场经历，扩大足下的界限，与扩大脑中的疆域一样，都是一种快乐。
三联的三年，赐予我领略别样风景的独特机会。
对此，饱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却永远心存感激。
哪有关于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的详细记载
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
神宗朱翊（ｙì）钧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二日，穆宗病危。
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进入寝宫东偏室，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
”接着，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遗诏与皇太子。
朕不豫，皇帝你做。
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
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
”三辅臣即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
司礼监的地位也很重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冯保其实也在顾命之列。
第二天，隆庆皇帝即死于乾清宫。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改元万历。
按照穆宗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小皇帝自然还得依靠冯保。
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
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
但是，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了。
据高拱后来回忆说，张居正每次看护小皇帝读书，总是和冯保到文华殿东小房里密谈，直到小皇帝讲学完毕才结束。
高拱与张居正本同属穆宗裕邸旧臣，关系甚睦。
但是，张居正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一方面赞同高拱驱逐冯保的建议，一方面与冯保密谋如何驱逐高拱。
高拱则自视甚高，把事情的复杂性估计过低，加上性格粗直，容易被人揪住辫子。
冯保想起穆宗刚死的时候，高拱在内阁对同僚们说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冯保深知，这句话足以扳倒高拱。
于是，冯保到皇太后和皇太贵妃那边说：“高拱斥太子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
”皇太后和皇太贵妃听后都大惊，万历小皇帝听了面色立即大变。
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出话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至。
”高拱兴高采烈，以为将颁布驱逐冯保的诏旨。
张居正则心中有数。
到会极门时，太监王榛已捧圣旨出，说：“张老先生接旨
”接下来宣读：“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
不知他要何为
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
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这一段话，可惊得高拱面如死灰，浑身瘫软，伏地不能起。
第二天，高拱坐着一辆骡车离开京城，高拱一走，高仪惊得呕血三日而亡。
至此，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担当辅弼小皇帝的重任。
从此以后，万历朝的前10年，小皇帝的生活基本上是受三个人的规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慈圣李太后，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李太后像监冯保，一个是内阁大学士张居正。
神宗需要侍奉两位母亲。
一位是嫡母仁圣皇太后，即原来穆宗的皇后陈氏；一位是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
仁圣皇太后体弱多病，不能生育，却很疼爱小皇帝。
据说，小皇帝还是太子的时候，经常去皇后那里玩。
陈氏每次听见太子跑的鞋声，就非常高兴。
所以，神宗虽然尊崇自己的生母李氏，但是，对于嫡母仁圣皇太后始终非常尊敬，一视同仁，备极孝心。
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
不过，小皇帝的监护人主要还是生母慈圣皇太后。
慈圣皇太后生性淳朴善良。
例如，她虽然母以子贵，但是对于仁圣皇太后却非常恭敬。
万历九年（1581）她为女儿寿阳公主选驸马的时候，面对侯拱宸等三位候选人，唯独选择了衣冠朴素、战战兢兢的侯拱宸，还说：“此子浑朴不雕，真我家儿也。
”对于儿子，慈圣太后也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有为之君。
据说，太后“教帝颇严”。
每次万历小皇帝不读书，李太后就命令皇帝跪在地上。
要上朝的一天，五更时分太后就到皇帝睡觉的地方，叫他起来，命太监们把小皇帝扶起来，为他洗脸，催他上驾。
有一次，小皇帝在宫中喝多了一点酒，命内侍唱歌。
内侍回答说不会唱。
小皇帝大怒，说内侍竟敢抗旨，拿起剑就刺，在左右的劝解下，小皇帝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算是将他们“斩首”了。
这件事传到了慈圣皇太后的耳朵里。
太后非常生气，命小皇帝在地上跪了很久，历数他的过错。
小皇帝吓得涕泗横流，请求让他改正错误。
这事才算了结。
还有一次，皇帝在太监孙潞海、客用的引导下喝了酒，受二人的引诱将冯保的两名养子打伤，又骑马直奔冯保的住所。
冯保被吓得只能抱起巨石撑住大门。
第二天，冯保将此事禀告太后。
慈圣皇太后立即换上青布衣服，不带首饰，命召阁、部大臣，要谒告太庙，将万历小皇帝废了。
小皇帝吓坏了，赶紧前去请罪。
太后说：“天下大器难道就是您可以继承的么
”意思是要改立神宗的弟弟潞王。
神宗跪在地上哭了多时，皇太后才肯宽恕。
慈圣皇太后与太监冯保都喜欢书法。
所以，神宗很小的时候书法就极为工整。
冯保在宫中，被皇帝称作“伴伴”、“大伴”。
万历小皇帝对于冯保非常畏惧。
每次万历小皇帝与小太监玩的时候，看到冯保来了，就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
”冯保的职责不但是对皇帝实行一般的教育，有时还要代皇帝朱批。
因此，他与张居正之间的联系要紧密一些。
实际上，正因为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万历初年的新政才能顺利地推行。
大臣与宦官勾结，本来是一件极让人痛心的事情，但是，对于一心为国的张居正来说，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荆州府江陵人。
他比较喜欢禅学，又曾自号太和居士。
他对于佛教华严宗的《华严经》很感兴趣。
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的10年中，辅弼小皇帝的张居正倒确实是全心地为朝廷办事。
应当说，佛教华严宗的献身精神，造就了后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的张居正。
对于小皇帝，张居正是无比忠心，有时忠心得有点肉麻。
例如，张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对皇帝说：“今伏荷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
”40岁的张居正将10岁的皇帝比作父亲。
实际上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和关怀，也是无微不至的。
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
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
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灯火，张居正就说：“将灯挂一些在殿上，就可以尽兴了。
不需要再搞什么灯棚。
接下来的几年还要有许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阁，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钱，天下民力有限，还是节省一点好。
”小皇帝倒也知趣，说：“朕极知民穷，按先生的话办吧。
”小皇帝对于张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从来不称名道姓，而是称“先生”，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时，都写“元辅”。
万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讲读完毕之后，听说张居正腹痛，就亲手调制了一碗辣面，并要次辅吕调阳陪着张居正一块吃，其意图是要以辣热攻治腹痛。
皇帝对于张居正，有充满人情味的一面。
他听说张居正的父母都还健在，非常高兴，赐给两位老人很多的东西。
万历朝的前10年，政府在张居正的领导下，面貌焕然一新。
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与都察院稽查巡抚、巡按，巡抚、巡按考察地方官员。
这样一来，内阁成为政治运转的中轴，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在经济上，张居正实行清丈田粮、推广一条鞭法，结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隐匿、遗漏田地，在税收上则将一切徭役折银，按丁、粮加以摊派，简化了税收的条目，也改变了过去赋役不均的状况。
这一切举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对于明王朝的经济状况，有非常大的成效。
户部管辖的太仓库的收入，从隆庆时期的每年200万两银左右升至万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万两，京师粮食的贮量也往往是隆庆年间的三倍左右。
这一切，都是张居正的功劳。
只不过，张居正也许忘了，10年间，除了国家财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个成长为近20岁的青年。
在他年轻的心中，除了有对张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无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遗憾呢
如果真是这样想，那么要成为大权独揽的真正皇帝，万历小皇帝就必须摆脱张居正的影响。
这样的契机直到万历十年（1582）才姗姗来迟。
当初的万历小皇帝，此时已经是大婚4年的青年。
<亲政时期> 神宗亲政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张居正。
万历九年（1581）七月张居正患病。
患病的原因，据说是“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
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
当时一些学者像王世贞、沈德符，都推断张居正喜欢服用春药，以致热气向下或向上发散。
张居正在冬天的时候，头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为热气上冲于头。
所以说，张居正的病情，实在是因为他的个人生活的奢侈靡烂所致。
当然，张居正操劳国事，过度疲劳，亦是病因之一。
从万历九年到万历十年间，张居正一直没有请假，坚持办公。
次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虽然屡经名医医治，但是张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过行尸走肉耳”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张居正终于病逝。
神宗为之辍朝一天，给予张居正崇高的待遇：谥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赏丧银500两。
然而，两年之后的万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参劾张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张居正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
…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
本当断棺戮尸，念效劳有年，姑免尽法追论。
”这时候的张居正一家，已经被抄家。
张府人口，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余口；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
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遗书，自缢身亡；张居正80岁的老母还是在首辅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下才留有一所空宅和10顷田地。
张居正恐怕生前绝对不能想到，他死后竟然会遭到一手扶持的神宗如此无情的惩处
神宗这种一百八十度的态度转变，显然是他长久地处于张居正的约束之下的心理变态后的大发泄。
而张居正的政治悲剧，原因有很多方面。
首先，张居正过度自信，没有给皇帝足够的自信，威权震主，最后才引来了皇帝的报复。
其次，张居正执政的时期过于专权，得罪的官员太多。
被张敬修骂作活阎王的丘■即其一。
丘■，诸城人，性格刚直，好争论。
隆庆年间罢官在家。
神宗初年，很多言官向朝廷推荐丘■。
但张居正很厌恶他，没让他重新出来做官。
神宗深知这层关系，等张居正死后，特派丘■跟太监张诚去抄张家。
丘■用法酷烈，不免有公报私仇的嫌疑。
张居正夺情一事，也开罪了许多正直的士大夫。
禁讲学一事，又开罪了许多知识分子。
最后，张居正对于慈圣皇太后的父亲李伟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方便，以致神宗清算张居正时，慈圣皇太后并没有为张居正说话。
如此看来，张居正是一个极自信的人，所以不能虚己待人，而是过于刻毒专制。
所以，招来报复，某种层面上来说是咎由自取。
但是，对于神宗来说，清算张居正是自己开始亲政的基础，推倒张居正，也就树立了皇帝自己的权威。
神宗称张居正“罔上负恩”，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忘恩负义
继张居正而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四维、申时行，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宠荣和死后的受辱，自然再不敢以张居正为榜样。
因此，曾经以才干受张居正赏识的申时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吸取张居正的教训，一方面顺从皇帝，一方面用诚意打动整个文官政府。
一句话，申时行是一个典型的和事佬。
这位来自富饶的苏州府长洲县的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正如他的字“汝默”一样，力求清静，但也被人视为“首鼠两端”。
他在任上，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他也因此被人批评为要为神宗的“荒怠”负责。
章奏留中，就是皇帝对于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
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
这两件惯例的养成，就彻底地切断了皇帝与大臣们交流的渠道。
其实，要让申时行为神宗的荒怠负责，无疑是不公平的。
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
这才是神宗的心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神宗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
神宗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而且，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不是一个平庸的君主。
实际上，万历一朝的大事，如万历三大征，还都是在神宗的布置下进行的。
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拜是蒙古鞑靼部人，嘉靖年间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
万历十七年（1589），■拜以副总兵致仕。
儿子■承恩袭为指挥使，充巡抚门下旗牌官。
■拜私下里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一支苍头军，见明军兵马不整，就有反叛之心。
万历二十年（1592）二月，■拜与结义兄弟刘东■同时发难，杀宁夏巡抚党馨，缴去总兵张维忠的印信。
刘东■自任总兵，■承恩为副总兵，■拜为谋主，扯旗反叛，企图占据宁夏，自为一个割据政权。
当时，朝廷对于蒙古的羁靡政策因俺答汗之死，渐渐失控。
■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
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
在朝廷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
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
神宗后来对于三种方案竟然都能接受，一方面命叶梦熊赶赴宁夏；一方面命李成梁出征宁夏。
李成梁当时在辽东，便命其子李如松前往。
神宗还下命悬赏缉拿■拜等人。
到了六月，宁夏城外已经有魏学曾、梅国桢、叶梦熊、李如松等数支大军，由魏学曾统一调度。
但是，魏学曾束手无策，力主招安。
这让神宗大怒，以为堂堂天朝竟然奈何不了些么小丑，成何体统
七月，神宗在接到监军御史梅国桢的军情报告后，果断地以叶梦熊取代了魏学曾，并将魏学曾逮回京城，并直接部署：“决（黄河）水灌城之谋，毋得异同误事。
”既然最高当局已经下令灌城，前方的将领自然再无异议。
于是，当初在反对俺答封贡中似乎没有多少远见的叶梦熊，这时显得非常有胆略。
他在七月十七日之前，围着宁夏城筑了一道长约1700丈的长堤，将宁夏城围成一个水泄不通的池塘，然后掘开黄河大堤，向宁夏城灌水。
八月，城中粮食短缺。
同时，李如松击败了从河套来援的蒙古骑兵。
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南城。
但是，叛军退据的大城依然易守难攻，明军的攻势受挫。
这时，一个名叫李登的卖油郎，挑着担子在街上边走边唱：“痈之不决，而狃于痏（wěi）；危巢不覆，而令枭止。
”监军梅国桢将他请入营中，让他带着三封书信去见■承恩。
李登跛一足，瞎一眼，在路上根本就不被人注意。
他将一封信交给■承恩，劝■承恩说：■氏有功于朝廷，监军深为可惜，可杀刘东■以自效；接着，李登又去见了刘东■、许朝，劝他们说：首乱是■氏，将军为汉人，何苦代人受过
这个离间计果然成功。
九月十六日，刘东■杀土文秀，接着，■承恩杀刘东■、许朝，投降明军。
九月十八日，明军进城，剿灭了■拜的苍头军，■拜自杀。
■承恩等人被押解京城。
至此，宁夏平定。
<援朝之战>，也是始于万历二十年（1592）。
这一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派小西行长等人领兵20万从釜山登陆。
沉湎享乐的朝鲜国王根本就无法抵御，只会频频遣使向明朝求救。
消息传来，神宗立即做了三项准备：一，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
但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确是无能之辈，只派一个游击史儒率少量兵马入援朝鲜。
对于20万日军来说，这无异于羊入虎口，史儒战死；随后赶到的副总兵祖承训也只有3000兵马，结果也是仅仅只身逃脱。
这两仗的大败，激怒了神宗。
于是，神宗命宋应星为经略，从西北前线调回李如松，一齐东征。
宋应星贪生怕死，说自己带兵要讲究什么“一字兵法”：用兵一万，要造车360辆，火炮72000门，弓弩27000副，毡牌2000面，弩箭数百万枝，以及火药、火枪之类，要兵部先给他准备齐全，方肯出征。
御史郭实于是弹劾宋应星担任经略一职不恰当。
宋应星便干脆顺水推舟，要求辞职。
神宗申斥了宋应星一番，宋应星才不得不出征。
幸好，担任前线指挥的有名将李成梁之子李如松，能征善战。
明军前几仗打得都很成功，但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在碧蹄馆附近遭日军伏击，损失惨重。
双方最后决定议和。
日本方面撤兵南下，朝鲜汉城以南的大片国土恢复。
日本方面，以与明朝通贡为和谈的条件。
神宗一面敦促朝鲜国王练兵自守，一面与群臣商量是否与日本通贡。
万历二十二年（1594）十二月，明朝和日本方面互遣使节。
明朝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
丰臣秀吉身着明朝的冠服，迎接明朝的使臣。
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
然而，两年之后即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丰臣秀吉不遵守当初议和的条款，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
明朝遂于次年正月以邢玠为总督，杨镐为经李如松手迹略，再次出援朝鲜。
但是，明军这一次在岛山附近再遭惨败。
万历二十六年（1598）正月，明军退守到平壤南部的王京，与日军进入相持阶段。
但是，七月九日丰臣秀吉死去的消息，让日军士气低落，阵脚大乱。
明军遂发动攻击，日军无心恋战，纷纷登船渡海东归。
中朝联军与撤退日军在东南露梁海面发生激战，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
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
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神宗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其中包括最能征战的总兵刘(tínɡ)的部队。
此行的目的地是四川的播州。
明代在播州设立播州宣慰使司，其驻地约相当于今遵义市。
播州宣慰使姓杨，世代为当地的土司。
隆庆五年（1571），生性雄猜、阴狠嗜杀的杨应龙世袭了父亲杨烈的宣慰司一职。
万历十四年（1586），神宗又赐杨应龙都指挥使衔。
但是，杨应龙对于四川的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
他的居所都是雕龙饰凤，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
从万历二十年（1592）起，杨应龙就时叛时降，反复不定。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贵州巡抚江东之派都指挥使杨国柱讨伐杨应龙，结果三千军队全军覆没，杨国柱战死。
当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
因此，神宗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杨应龙问题。
他任命李化龙为湖广、川贵总督，兼四川巡抚，郭子章为贵州巡抚，讨伐播州叛军。
万历二十八年（1600）初，各路兵马陆续汇集播州附近。
李化龙持尚方宝剑，主持讨伐全局，坐镇重庆；郭子章以贵州巡抚坐镇贵阳；湖广巡抚支大可移驻沅江。
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出綦（ｑí）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璘出白泥。
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
这种安排，足以说明神宗对于剿灭杨应龙的决心。
八路大军中，以刘所部最为骁勇善战。
綦江在播州的北面，杨应龙也重点屯兵于此，以他的儿子杨朝栋亲自领苗兵数万进行防守。
然而，苗兵每遇上身先士卒的刘，只会大叫：“刘大刀至矣。
”往往不战而溃。
罗古池一战，杨朝栋差点被俘。
刘率军一直攻到了娄山关下。
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
六月初六日，杨应龙与爱妾周氏、何氏关门自缢，儿子杨朝栋、弟杨兆龙被俘。
战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
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磔于市。
至此，平播一战以完胜结束。
这一战，虽然耗费了湖广、四川、贵州三省财力，但是，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
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的吧。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
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
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
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
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当然，神宗的荒怠、好色，也是不容否认的。
晚年的神宗，对于朝政的兴趣，显然没有对敛财的兴趣浓厚。
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
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 醉梦之期>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
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
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
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
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
…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
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
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
…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
…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
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
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
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
…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
…饮酒或终日夜。
朝野上下，恒舞酣歌。
”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
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
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
这件事他倒是承认。
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似乎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
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
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
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夹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
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
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
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括。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
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
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
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
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
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
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所以，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
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定陵宝城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
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
到十七世纪初期，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
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
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
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
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
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
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定陵地宫亡于神宗。
”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
参考文献： <正说明朝十六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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